华裔移民回忆：温哥华的变迁

—— 讲述温哥华如何从乡村变都市

刚满125岁的温哥华，由最初只有数百人居民的「小乡村」，发展成今日逾64万人口(如果以大温哥华计算，人口更超过230万)的国际大都会，成就这惊人的转变，有赖不同族裔移民的共同打拼;这些移民的后代，更成为新一代的温哥华人。《星岛日报》访问四个于不同年代在温哥华出生或抵达生活的华裔移民，透过他们的亲身感受和经歷，让读者更瞭解这个年轻可爱城市不同年代的面貌。

40年代 族裔关系紧张

现年69岁的关邦健，是加国华人第三代。1911年，他祖父携同关邦健的父亲，由中国广东省新会到加拿大，以种菜维生，《排华法》实施前，把家人带到加国，关邦健1942年在温市出生。

只懂英语的关邦健，年轻时学过中文和中国功夫，但现在只可以写出自己的中文名字。他说，那时候自己中文学得不好，常被老师罚抄写，中文名字是这样记下来。

关邦健(左)和女儿利莉及10岁的外孙，重访华埠。

关邦健表示，20世纪40年代，在《排华法》阴影笼罩下，温哥华市族裔关系十分紧张，大部分华人都被「禁闭」在华埠上海巷和广东巷两条街里。关邦健说，有华人走出华埠，会被白人打;白人走入华埠惹事，也不好过，他说当时华人如果听到白人被迎头痛击，就十分兴奋。

第二次大战时，华社曾经为华人参军而激辩，最后贊成参军的一派得胜，华裔子弟纷纷投笔从戎。战后，《排华法》在1947年撤销，华人家庭得以团聚，同时大量华人结婚。关邦健称：「那时华埠的酒家，每个星期都有人摆喜酒，热闹得很。」

他又指出，《排华法》实施时，华人妻室及子女无法来加，华社阳盛阴衰，导致华埠黄、赌及毒充斥，后来家庭恢復团聚，家庭成员增加，这些活动的吸引力就大减。

1963年是关邦健第一次投票，以后每次选举，他也会投票。

他表示，因为父亲是商人的关系，只要是有利华埠商业及华人的候选人，他都会支持。

对于温哥华，关邦健称：「即使我游遍世界其他城市，也难找到可比拟的。还有，我享受在这里可遇到不同地方来的人，大都能包容对方。」60年代 华埠全盛期

刘耀国的父亲1910年来到加拿大，驾车载着蔬菜，在大温地区到处销售，其后返回中国娶妻，由于人头税和《排华法》的关系，当年17岁的刘耀国，在1956年才能由香港到温哥华，与父亲团聚，留在中国的母亲，则待1974年才抵达加国。

刘耀国忆述，初到温哥华时，温市犹如「步伐缓慢的小镇」(Sleepy Town)，市中心没有新建筑。初到华人十居其九都在华埠落脚，操不同乡音的移民，都能在华埠找到所属的同乡会，协助他们安顿生活。

刘耀国表示，像他那类藉家属团聚移民到来的子女，初期几乎全是男生，他们先在东百老匯街(East Broadway)夹乃街(Kinght St.)的亚歷山德拉女皇小学(Queen Alexandra Elementary)读英语，课程名叫「新加拿大人班」(New Canadian Class) ，后来就改称英语为第二语言班(简称ESL)。

年轻时的刘耀国是漫画迷，收藏不少漫画书。

刘耀国第一份工作是在杂货店打工，负责送货到卑诗大学一带的西人家里。刘耀国称：「1960年代初，大家都不用锁门，我可以登堂入室，把牛奶、牛油、果菜物品，放到客人的冰箱。」

随着家庭团聚移民增加，上世纪60、70年代是华埠的全盛期，刘耀国说是「旺足20年」，连华埠物价也上升。刘耀国1967年回香港娶妻;一年后回来，在华埠吃餐，一碟饭的价钱已由5角加至9角。

刘耀国看着旧相簿，忆述温哥华的转变。

他称，1974年是华人社区发展的里程碑，那年9月中开始，在华埠居住的人慢慢搬离华埠，部分华人沿东一街向云翡街(Renfrew St.)一带居住，另一些人则住在乃街、菲沙街(Fraser St.)、缅街(Main St.)夹41街以南的新开发区，他也以万多元在温市南部买下第一幢屋。

现年72岁的刘耀国说，80年代的香港移民多聚居温市西区，在甘比街(Cambie St)夹西41街以南置业，因为他们有钱，有能力买大屋;至于现在，由中国大陆来的又是另一批人，买西温豪宅，买楼置业的心态和手法跟老华侨已截然不同。

（来源：星岛日报）